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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少游在《泊吳興西觀音院》詩中有“志士恥溝瀆，征夫念桑梓”，以“志士”自詡。
秦少游是北宋著名文學家，婉約詞宗師。他自幼聰穎過人，七歲入小學，十歲能通《孝經》《論語》《孟子》等儒家經典之大意，卻慷慨豪雋，強志盛氣，是一個渴望馳騁疆場建功立業的熱血男兒。為此，他熟讀兵書并對軍事韜略有深入的研究，為投身軍營殺敵立功作了充分的準備。
秦少游最崇拜的英雄是唐代名將郭子儀。在他二十四歲參加的一次科舉考試中寫作了《郭子儀單騎見虜賦》，以慷慨激昂、擲地有聲的言詞贊頌郭子儀建立奇功的膽略和氣魄，詠史而言志，表達出自己立志疆場報國的遠大志向。秦少游對郭子儀的敬仰并非一時之興，而是由衷的且一輩子都難以忘懷的情感。秦少游晚年被貶謫途中，經過永州浯溪，讀到詩人元結所作，由著名書法家顏真卿所書并鐫刻在臨江峭壁上的《大唐中興頌》，觸動了內心深處蟄伏已久的偶像情結以及自己曾經渴望疆場報國的豪情壯志。雖身處貶途，仍禁不住情緒激動，文思泉涌，作詩《題浯溪中興頌》一首，卻尋無紙張，竟疾書于路邊人家的木機之上。
“字以表德”，取字彰顯一個人的人生態度及價值取向。弱冠之后，秦觀為自己取字“太虛”。為什么取“太虛”為字?在《秦少游字序》中有這樣一段話：“往吾少時，如杜牧之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乃與意合，謂功譽可力致，而天下無難事。顧今二虜有可勝之勢，愿效至計，以行天誅，回幽夏之故墟，吊唐晉之遺人，流聲無窮，為計不朽，豈不偉哉!于是字以太虛，以導吾志。”讀此可知，取字太虛，表達了秦少游立志從戎、獻身疆場的遠大志向和堅定的決心，是他經過深思熟慮的抉擇。
在秦少游考取進士后的1088年，他參加朝庭應制舉。向朝廷進策三十篇、論二十篇、序一篇。其中就包括《將帥》《奇兵》《兵法》《邊防》《謀主》《安都》等軍事方面的篇目，全面展示了他多年來對軍事韜略的研究成果，也彰顯了自己的軍事才華。這既是應制舉的需要，也是他追求建功于疆場的又一次努力。如果他的軍事才華能得到朝廷的重視，在北宋歷史上或將看到一位掃二虜、平邊患，運策帷幄，英姿颯爽的“秦將軍”。惜乎!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少游的英雄夢就此歸于沉寂。
秦少游是讀書人，金榜題名是對讀書人最高的獎賞，可以改變人一生的命運。少游在《謝及第啟》中有“風俗莫榮于為儒，才能咸恥乎不仕。”入仕當然是也必須是秦少游的志向。秦少游的入仕之途并不順利，從1078年第一次參加科考，歷時7年，三入考場，直到1085年才如愿蟾宮折桂。然而，秦少游的抱負并非止于入仕，而在于濟世安邦，治國平天下。但遺憾的是，他先是在蔡州當學官，后期到京城主要在秘書省從事校對黃本書籍的工作。雖官至國史院編修、左宣德郎，但沒有擔任過地方主官，也沒有在朝庭擔任過治理天下的要職。因此，對于他經邦濟世、治國理政的思想及才華，并無實踐之機會。后人研究，也多在秦少游進給朝庭的五十篇策、論中尋找答案。秦少游通過策、論，全面闡釋自己經邦濟世治國理政的理念，數量達五十篇之巨，決非一時之功。又是獻給天子的，容不得半點馬虎。所以說，秦少游關心國家大事，研究治國安邦之策的確是下了一番苦功的。
秦少游疆場報國的理想因機緣不夠而壯志難酬。入仕的目標雖然實現了，但經邦濟世的抱負及才華卻因缺少施展的舞臺而未能出彩。只有從小立志、不懈努力、并為之奮斗一生的文學創作大放異彩。
在秦少游第一次科考失利后掩關苦讀期間，給老師蘇東坡寫過一封信，內容有：“某鄙陋，不能脂韋婉孌，乖世俗之所好。比迫于衣食，強勉萬一之遇，而寸長尺短，各有所施;鑿圓枘方，卒以不合。親戚游舊，無不憫其愚而笑之。此亦理之必然，無足嘆者。”信的大意是：我能力差，做事不圓滑不漂亮，不是符合世俗理想的人。有時為生活所迫，勉強去做一點遇到的事情。寸有所長，尺有所短，各人的做法不同，鑿圓榫方，總是合不到一起去。親戚朋友都認為我愚蠢而笑話我。這些都是合理的，不值得嘆惜。
信中對勉強去做的事并未言明，與親戚朋友想法不合而被笑為愚蠢的又有哪些事呢?信中也沒說。但如果把這些未明之事與《泊吳興西觀音院》中詩句“志士恥溝瀆，征夫念桑梓。攬衣軒楹間，嘯歌何窮已”聯系起來，或可窺其一二。
詩中的“志”是嘯歌之志，是文學創作之志。“溝瀆”和“桑梓”都代指家鄉。但必須特別指出的是：“恥溝瀆”決不是以家鄉為恥，更不是以家鄉人為恥，而是以只守著家鄉的溝渠打轉轉，只圍著家庭的瑣事而忙碌，迷失自己的遠大志向為恥。“志士”是詩人的自詡，而“征夫”指代的是世俗。征夫懷念家鄉是人之常情，是符合少游信中“此亦理之必然”的世俗之情。因此，詩中并沒有任何指責或貶低世俗的意思，只是表達出志士與世俗之間觀念的差異，是信中的“不合”之一。“攬衣軒楹間，嘯歌何窮已”是秦少游心中文學家理想的形象表述。對于少游為之癡迷的詩歌創作，世俗特別是辛勞耕作的農夫們，或認為是無用之物。甚至看作不務正業。觀念的不同，對少游志向的不理解，形成了他們之間的矛盾。但世俗的觀念也符合世俗的道理，是“此亦理之必然”。對此，少游也不好多辯駁。不被世俗理解的苦悶郁積于心，于是寫信找知音傾訴。信的最后一句“無足嘆者”，可以讀出幾分不被理解的無奈，又有幾分不為之糾結、隨他去的灑脫。
《泊吳興西觀音院》這首詩作于湖州。秦少游這一次的吳越之旅，如果以常人眼光來看，肯定是不合適的。是年少游31歲，正該當家主事。他叔父和祖父都在會稽，老家的諸多事務都依賴他這個長房長孫去操持;他初試不利，苦讀迎考是他的當務之急;他是一家之主，兒女尚年幼，需要他撫養教育;家中常缺衣食，需要他去解決;走時正值農忙，家中需要人手。可他對這些都不管不顧，以一個可有可無的“省親”作為理由而一走了之。家人乃至親友當然會有所責怨：不顧家、不懂事、不負責任，諸如此類的責備即使放到900多年后的當下，仍會產生巨大的共鳴。“省親”這個理由并不足以為這次出行辯解。因此，“志士恥溝瀆”抑或成為他內心抵御世俗責難的擋箭牌。
少游的這次吳越之旅的確是奔著自己的志向而去的。蘇東坡是他執意追隨的老師，也是他高山仰止的榜樣。搭乘老師到湖州赴任的官船，可以聆聽老師的教誨，游覽沿途的景致，拜訪名人政要，與師友們詩歌酬唱。對于他拓寬視野、歷練素養、增加閱歷、提高文學創作水平，實現當文學家的理想，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在俗務與文學創作之間，少游毅然選擇了后者。作出這樣的選擇，并不是說秦少游不愛他的家鄉，不愛他的家人，他只是覺得追求自己的理想更重要。追隨自己的內心，從心所欲。“嘯歌”是志士的選擇，也只有志士，才能作出這樣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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