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高郵老街上的保全堂與萬全堂
話說高郵老街上的保全堂與萬全堂！
過去的高郵城，提起汪家，雖然算不上頂尖的名門望族，但在東大街草巷口一帶可算得上首屈一指。汪家祖籍徽州，遷居高郵，從汪曾祺往上數才九代。汪家后來的產業是由第七代當家人、汪曾祺的祖父汪嘉勛一手創造出來的。
汪嘉勛，字銘甫，曾中過前清末科的“拔貢”，而“拔貢”是做不了官的，后來廢了科舉，功名道斷，他就在家苦心經營自己的產業。他是汪家創業的人。那時的創業不外兩個途徑：置田地，開店鋪。歷經艱辛的汪嘉勛，慢慢地使汪家的家道豐厚了起來。
汪嘉勛創業從置田地開始，先后置有田產2000多畝。店鋪主要是兩爿藥店、一爿布店。布店經營一般，兩爿藥店規模較大，在高郵甚有影響。“保全堂”在東大街，“萬全堂”位于北市口，這兩爿藥店是汪家主要經濟收入來源，汪嘉勛在開店之初即把信譽作為店鋪的立業之本。
北門大街上的萬全堂位于大東茶館（原五柳園飯店的前身）街對面，坐東朝西，就一大間門面，但房子很高且深，給人以幽深的感覺。上面的閣樓辟為店員的臥室，長長的柜臺靠北放置，柜臺頂頭黑底金色的“萬全堂”店招極為醒目，門口柜臺靠墻斜放著的招牌上寫著“萬花仙掌露，全樹上林春”10個大字。東大街的保全堂兩間門面，坐南朝北，柜臺置放在西邊，幾乎占據了一間門面，東邊通往南邊汪宅有幾扇屏風相隔。與萬全堂一樣，“保全堂”三字金字招牌立在柜臺的頂頭，在門外一目了然；門口柜臺斜著放的招牌上寫道：“保我黎民，全登壽域。”汪嘉勛為這兩爿藥店親撰的兩副對聯不僅精妙貼切，十分符合中藥店的特點，還巧妙地把店名暗嵌其中。
為樹藥店信譽，汪嘉勛一直堅持必須賣地道藥材。藥店一般不賣假藥，但是常常不是很地道，尤其是丸散。常言道，神仙難識丸散。連開藥店的內行都不能分辨貴重藥料，如麝香、珍珠、冰片之類藥品，進貨渠道是不是正宗，藥品是不是上色足量。萬全堂制藥的過道上掛著一副金字對聯：“修合雖無人見，存心自有天知。”這并非虛語，而是汪嘉勛時刻在告誡員工，切不可摻雜弄假，民眾心中有把尺，治療效果才是正道。
汪嘉勛如此把信譽作為立業之本，幾年下來，經濟效益與聲譽都明顯高于同行。事業發展了，業務上路了，汪嘉勛就稍稍放手，他找“田禾先生”管田事，找“管事”（經理）管藥店。他平時并不多過問店里的事，只到每年臘月廿四，由“管事”帶著總賬到家里來，向他報告一年的營業情況。由于信譽好，盈利是有保證的。汪嘉勛頗為自得。
汪家家道漸豐，但汪嘉勛生活儉樸，自奉甚薄。有時“一個咸鴨蛋吃兩頓，上頓吃一半，把蛋殼上掏蛋黃蛋白的小口用一塊小紙封起來，下頓再吃”。汪嘉勛的儉省，在縣城是有名的，但是他曾在一個時期舍得花錢買古董字畫。
關于保全堂的生活場景，汪曾祺在小說《異秉》中作了較為詳細的描述。藥店除煮飯挑水的之外，實有四等人：管事、刀上、同事和相公。
管事，即經理。管事可是個終身職務，很少有東家把管事辭了的。當了管事，就有了“身股”，到了年底可以按股分紅。東家不到店，管事負責一切。貴重的藥材如犀牛角、羚羊角、虎骨、麝香等，都由其保管。“刀上”是技術人員，薪資待遇最高，在店中的地位也最高。吃飯時他照例坐在上首的二席，除了來客人，頭席總是虛空著。逢年過節、藥王生日，有酒，管事的舉杯，必須“刀上”先喝一口，大家才喝。保全堂的“刀上”是全縣頭一把刀，他姓樊（而不是汪老筆下的姓許）。其余的都叫“同事”。學生意的卻有一個奇怪的稱呼，叫做“相公”。
萬全堂的“刀上”是用重金從淮安請過來的。他胖胖的，姓鄧，大家都叫他鄧大胖子。鄧大胖子剛來時整天閑著，“同事”背后就議論開了，花大價錢把他請來整天不做事，還不知道他的本事如何呢。有一天，鄧大胖子吩囑相公泡兩盆白芍，待晾干后他動手了。只見他下刀有力，動作飛快，飲片如雪花般飄落在藥匾上。切出的飲片薄如蟬翼，片型無薄厚。“同事”們服了，紛紛豎起了大拇指。
汪家的兩爿藥店除了門市，主要做中藥材的批發。汪家在鎮江小碼頭有專門的棧房（倉庫），主要用于浙江、安徽等地藥材的屯積和轉運。
1945年6月，新四軍在三垛河打了一個漂亮的伏擊戰，日偽死傷慘重，我軍僅傷亡近兩百人。為了解決傷病員傷口感染經久不愈的問題，保全堂無償為新四軍趕制了大批藥品，并派人隨同新四軍下鄉指導用藥。
1949年高郵第二次解放后，保全堂和萬全堂仍然平穩經營著。1956年公私合營，萬全堂與大德昌、大生堂等8家私營中藥店組建成城鎮國藥商店。1958年，高郵縣城藥店調整為仁德生、保全堂兩個中西藥綜合門市部，大德昌、萬全堂兩個中藥門市部和同興祥、大陸兩個西藥門市部。保全堂和萬全堂老字號店名又重新被啟用。不管怎樣說，官方統計數字表明，保全堂和萬全堂在高郵近代醫藥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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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高郵城，提起汪家，雖然算不上頂尖的名門望族，但在東大街草巷口一帶可算得上首屈一指。汪家祖籍徽州，遷居高郵，從汪曾祺往上數才九代。汪家后來的產業是由第七代當家人、汪曾祺的祖父汪嘉勛一手創造出來的。
汪嘉勛，字銘甫，曾中過前清末科的“拔貢”，而“拔貢”是做不了官的，后來廢了科舉，功名道斷，他就在家苦心經營自己的產業。他是汪家創業的人。那時的創業不外兩個途徑：置田地，開店鋪。歷經艱辛的汪嘉勛，慢慢地使汪家的家道豐厚了起來。
汪嘉勛創業從置田地開始，先后置有田產2000多畝。店鋪主要是兩爿藥店、一爿布店。布店經營一般，兩爿藥店規模較大，在高郵甚有影響。“保全堂”在東大街，“萬全堂”位于北市口，這兩爿藥店是汪家主要經濟收入來源，汪嘉勛在開店之初即把信譽作為店鋪的立業之本。
北門大街上的萬全堂位于大東茶館（原五柳園飯店的前身）街對面，坐東朝西，就一大間門面，但房子很高且深，給人以幽深的感覺。上面的閣樓辟為店員的臥室，長長的柜臺靠北放置，柜臺頂頭黑底金色的“萬全堂”店招極為醒目，門口柜臺靠墻斜放著的招牌上寫著“萬花仙掌露，全樹上林春”10個大字。東大街的保全堂兩間門面，坐南朝北，柜臺置放在西邊，幾乎占據了一間門面，東邊通往南邊汪宅有幾扇屏風相隔。與萬全堂一樣，“保全堂”三字金字招牌立在柜臺的頂頭，在門外一目了然；門口柜臺斜著放的招牌上寫道：“保我黎民，全登壽域。”汪嘉勛為這兩爿藥店親撰的兩副對聯不僅精妙貼切，十分符合中藥店的特點，還巧妙地把店名暗嵌其中。
為樹藥店信譽，汪嘉勛一直堅持必須賣地道藥材。藥店一般不賣假藥，但是常常不是很地道，尤其是丸散。常言道，神仙難識丸散。連開藥店的內行都不能分辨貴重藥料，如麝香、珍珠、冰片之類藥品，進貨渠道是不是正宗，藥品是不是上色足量。萬全堂制藥的過道上掛著一副金字對聯：“修合雖無人見，存心自有天知。”這并非虛語，而是汪嘉勛時刻在告誡員工，切不可摻雜弄假，民眾心中有把尺，治療效果才是正道。
汪嘉勛如此把信譽作為立業之本，幾年下來，經濟效益與聲譽都明顯高于同行。事業發展了，業務上路了，汪嘉勛就稍稍放手，他找“田禾先生”管田事，找“管事”（經理）管藥店。他平時并不多過問店里的事，只到每年臘月廿四，由“管事”帶著總賬到家里來，向他報告一年的營業情況。由于信譽好，盈利是有保證的。汪嘉勛頗為自得。
汪家家道漸豐，但汪嘉勛生活儉樸，自奉甚薄。有時“一個咸鴨蛋吃兩頓，上頓吃一半，把蛋殼上掏蛋黃蛋白的小口用一塊小紙封起來，下頓再吃”。汪嘉勛的儉省，在縣城是有名的，但是他曾在一個時期舍得花錢買古董字畫。
關于保全堂的生活場景，汪曾祺在小說《異秉》中作了較為詳細的描述。藥店除煮飯挑水的之外，實有四等人：管事、刀上、同事和相公。
管事，即經理。管事可是個終身職務，很少有東家把管事辭了的。當了管事，就有了“身股”，到了年底可以按股分紅。東家不到店，管事負責一切。貴重的藥材如犀牛角、羚羊角、虎骨、麝香等，都由其保管。“刀上”是技術人員，薪資待遇最高，在店中的地位也最高。吃飯時他照例坐在上首的二席，除了來客人，頭席總是虛空著。逢年過節、藥王生日，有酒，管事的舉杯，必須“刀上”先喝一口，大家才喝。保全堂的“刀上”是全縣頭一把刀，他姓樊（而不是汪老筆下的姓許）。其余的都叫“同事”。學生意的卻有一個奇怪的稱呼，叫做“相公”。
萬全堂的“刀上”是用重金從淮安請過來的。他胖胖的，姓鄧，大家都叫他鄧大胖子。鄧大胖子剛來時整天閑著，“同事”背后就議論開了，花大價錢把他請來整天不做事，還不知道他的本事如何呢。有一天，鄧大胖子吩囑相公泡兩盆白芍，待晾干后他動手了。只見他下刀有力，動作飛快，飲片如雪花般飄落在藥匾上。切出的飲片薄如蟬翼，片型無薄厚。“同事”們服了，紛紛豎起了大拇指。
汪家的兩爿藥店除了門市，主要做中藥材的批發。汪家在鎮江小碼頭有專門的棧房（倉庫），主要用于浙江、安徽等地藥材的屯積和轉運。
1945年6月，新四軍在三垛河打了一個漂亮的伏擊戰，日偽死傷慘重，我軍僅傷亡近兩百人。為了解決傷病員傷口感染經久不愈的問題，保全堂無償為新四軍趕制了大批藥品，并派人隨同新四軍下鄉指導用藥。
1949年高郵第二次解放后，保全堂和萬全堂仍然平穩經營著。1956年公私合營，萬全堂與大德昌、大生堂等8家私營中藥店組建成城鎮國藥商店。1958年，高郵縣城藥店調整為仁德生、保全堂兩個中西藥綜合門市部，大德昌、萬全堂兩個中藥門市部和同興祥、大陸兩個西藥門市部。保全堂和萬全堂老字號店名又重新被啟用。不管怎樣說，官方統計數字表明，保全堂和萬全堂在高郵近代醫藥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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