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一益二”詞語的釋義與起源
“揚一益二”的釋義
唐時謂天下之盛，揚州第一而益州次之。唐朝時長江流域的商業(yè)城市，以揚州、成都為兩個中心。唐后期揚州成為全國較繁華的工商業(yè)城市，經濟地位超過了長安、洛陽，所以有“天下之盛，揚為首”的說法，成都物產富饒，當時諺語稱“揚一益二”，就說明成都工商業(yè)地位的重要。
“揚一益二”的來源（揚州版本）
“揚一益二”是說揚州位于第一，益州居于第二。這是唐代后期社會上對于揚、益二州繁榮的稱道。揚、益二州的繁榮顯現(xiàn)在經濟方面。這和長安、洛陽不同。長安、洛陽作為都會是具有政治因素，乃是政治都會。揚、益二州卻是經濟都會，再具體說來，長安是當時的政治中心，揚州則是經濟中心，其間是迥然不同的。“揚一益二”雖是唐代后期流行于社會上的說法，但二州作為經濟都會，淵源很早，隋煬帝即位之初，即已向往揚州，其所開鑿的通濟渠、邗溝、江南河和長江配合起來，就更增加揚州的繁榮。揚州位于邗溝入長江之處，隔江就是江南河的起點。地理形勢促成當?shù)氐姆睒s昌盛。長江航運可以直溯到益州治所的成都，揚、益兩州更可互相交往呼應，相得益彰。
以揚州為中樞所形成的交通網(wǎng)絡
前面論述長安的水上交通時，曾征引過唐人對于汴渠也就是通濟渠的記載說：“自揚、益、湘南至交、廣、閩中等州，公家運漕，私行商旅，舳艫相繼。”這段記載也可作為對揚州的稱道?？梢哉f自通濟渠修鑿成功后，揚州遂成為當時全國重要水路交通的中心。長江及其以南各地的商旅和運漕都是集中到揚州，再向西北運到長安和洛陽，甚而通過永濟渠，還可運到清河（貝州治所，在今河北清河）和幽州。
唐代記載所說的湘南至交、廣和揚州間的交通自然是由水路往來。發(fā)源于南嶺上的水道大都南北分流，無由溝通，可是湘、漓二水間的靈渠，自秦代史祿開鑿以來，卻是另辟蹊徑。靈渠中間也曾有過湮廢，唐代迭經修理，還能通行巨舟。這是難得的盛事，使五嶺南北的船舶得以往來無阻。由漓水下行，經過桂州（治所在今廣西壯族自治區(qū)桂林），下入郁水，即可至于廣州。由廣州溯郁水，可至邕州（治所在今廣西南寧）。由邕州有路可通安南都護府，也就是交州。
南嶺雖阻隔南北，其間也是有陸路可以往來的。前面說到由長安出藍田關至廣州的道路，在韶州（治所在今廣東韶關）之北越過南嶺。韓愈被貶至潮州（治所在今廣東潮州），就由此過嶺。由韶州北行，還可越大庚嶺至于贛州（治所在今江西贛州），循贛水而下，過洪州，進入長江，轉至揚州。前面所說的張九齡所開的大庾新路，就在這條道上。
由揚州至閩中，自是另外一條道路。這是由揚州渡江，到了潤州，循江南河南行，至于杭州。這是江南河的終點。由杭州溯浙江水而上，經睦州（治所在今浙江建德東）和衢州（治所在今浙江衢州），就可到建州（治所在今福建建甌）和福州（治所在今福建福州）。建州和福州都是閩中。唐末，黃巢南攻宣州不克，引兵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福、建諸州。由宣州至浙東未悉出于何途，婺州及衢州皆浙東屬縣。黃巢至少是到過這兩州的。所開的山道，據(jù)說就在衢州之南的仙霞嶺上。仙霞嶺上的道路，后來一直通行，當是南北的大道。應該指出，黃巢所開的山路只是對道路的修整。原來還是有道路的。唐憲宗元和年間的記載，明確指出：“衢州南至建州七百里”，就是證明。
揚州近海，沿海各處就可藉海道相往來。前面曾經說過：唐時江淮等處供應幽州北軍的給養(yǎng)，是由汴渠和永濟渠運去的。也許由于物資繁多，還須假道于海運。這樣的情景杜甫詩中曾有所道及，一則說：“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云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再則說：“幽燕盛用武，供應亦勞哉。吳門轉粟帛，泛海陵蓬萊。”杜詩中雖然提到越羅、楚練，并說到吳門，實際上都應是由揚州起運的。
當時沿海有幾處海舶停泊處，其中沒有列上揚州。前些年間，揚州城南施橋曾發(fā)現(xiàn)一艘唐代沉船，就其殘跡看來，應是一艘海舶，而不是江船?？梢姰敃r揚州的海上交通是相當發(fā)達的。唐肅宗上元年間，田神功入揚州，商胡、波斯人被殺害者就有數(shù)千人，揚州的商胡、波斯人是很多的，《太平廣記》中曾有不少篇章記載揚州商胡、波斯人的軼聞瑣事，則有關田神功的記載當非虛枉。這些商胡、波斯人能夠聚居于揚州，其所由的途徑不只一條，有些是由西域經過長安前來的，由海上蒞臨的也應不少。有這么多的域外商賈的旅居，更顯出揚州的繁榮。
由于交通的便利，南來北往的旅人也就不計遠近，而繞道經過揚州。唐憲宗元和年間，李翱前往嶺南，不取道出藍田關，過襄州、江陵，再溯湘水而上，卻由汴渠東南行，繞道揚州，更南行，經過衢州、洪州前往。就是由長安西往西蜀的人，有的也不直接越過秦嶺和巴山，歷棧道的危險，而由汴渠經過揚州前往。唐未，韋莊入蜀就是繞道這幾條運河。其所著《秦婦吟》一詩，描述亂離之時，秦中一位婦人前往巴蜀，一路上顛沛流離的苦狀。雖然顛沛流離，還沒有中途改道，除非這條道路因戰(zhàn)亂受到阻遏，才不能不另取他途。唐穆宗長慶年間，汴州軍亂，汴路阻遏不通。其時白居易受命為杭州刺史，就只好出藍田關東南行，由襄州路前往。白居易在途中曾有詩說：“東道既不通，改轅遂南指。”后來到了杭州，在謝上任表中還說：“屬汴路未通，取襄陽路赴任”，其不得已的心情溢于言表。就是由蜀中到河東，也有不經過梁州和長安而繞道揚州的。船舶平穩(wěn)是要勝過鞍馬的勞頓。
由上面的敘述可以看到作為當時全國最大的經濟都會和各地的交通是相當便利的，也是無所不至的。實際上已形成以這個經濟都會為中心的全國交通道路網(wǎng)。這個交通道路網(wǎng)的稠密程度，甚至不下于都城所在地的長安。一個是政治中心，一個是經濟中心，兩相輝映，兩相聯(lián)系，使當時交通的發(fā)展，超過前代。
揚州的富庶
揚州位于長江三角洲上。長江三角洲本是富饒的地區(qū)，唐代中葉以后，中原亂離，人口大量南遷，更促進長江三角洲經濟的發(fā)展，揚州的繁榮因之就蒸蒸日上，如日之中天。安史亂時，黃河中下游地區(qū)備受摧殘，原來富庶的農業(yè)地區(qū)殆難以復振，皇朝的“軍國費用”，只好“取給江淮”。當時人說：“今天下以江淮為國命”，揚州就是江淮的中心。江淮是繼黃河中下游地區(qū)之后形成的富庶農業(yè)地區(qū)，當?shù)厣瞎┑匿罴Z是皇朝都城不可須臾稍離的。這些漕糧大都集中到揚州才上運至長安，就是從長江以南遠逾五嶺運往長安的漕糧也都要經過揚州城下，從而更增加由揚州運出漕糧的數(shù)量。揚州周圍不僅富產糧食，而且大量產鹽，遍于瀕海各縣。唐代鹽稅是皇朝重要的收入。據(jù)說代宗大歷之末，“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唐代最重要的理財官員鹽鐵使就駐在揚州。劉晏為鹽鐵使時，于揚州周圍產鹽之地設四場十監(jiān)以相治理，據(jù)說每歲所得的錢財，可“當百余州之賦”。揚州重要的物產還有錦和銅器，揚州的鏡最為有名，鏡就是以銅制成的。天寶年間，韋堅主持漕運，以東南各地的船舶載著運到長安的奇物寶貨。其第一船就是廣陵郡的，船上所載的是廣陵郡出產的錦、鏡、銅器、海味。揚州當時稱為廣陵郡。韋堅所征集的還有別郡的船舶，所載的奇物寶貨似都不如揚州的珍貴。就是這樣便利的交通和富饒的物產，促成揚州成為當時的經濟中心。唐人趙嘏稱道揚州的詩中有句說，“十萬人家如洞天”。十萬人家似乎說得多些，至于洞天的說法，則充分道出當時揚州人的心情。
益州的交通和富庶
益州自來被稱為天府之國，兼有岷江灌溉之利，不僅土地肥沃，物產更是富饒。益州能夠成為經濟都會，交通便利也應是其重要的條件。正是這樣才能“水陸所湊，貨殖所萃”。論益州的交通，長江應居于首位。萬里長江，益州最居上游，沿江各處皆能達到，就是位于尾閭附近的東吳，也有船舶經常來到成都。益州曾被列為唐代的陪都。陪都和都城之間的交通，更是受到時人的重視。由成都經綿州（治所在今四川綿陽）至劍州（治所在今四川劍閣）就進入金牛道，迤邐至于梁州。由梁州至長安，則有子午、儻駱、褒斜、陳倉諸谷道。這都是在前面已經論述過了的。
益州之東還有通往梓州（治所在今四川三臺）的道路。梓、益兩州相距并非過遠，唐代中葉以后，梓、益兩州并列，分別成為劍南東川和劍南西川節(jié)度使的治所。由梓州東北可以至巴州（治所在今四川巴中），就進入去梁州的米倉道了。由成都東南行，經簡州（治所在今四川簡陽）而至廬州（治所在今四川瀘州）。
簡州瀕中江水，可以循水道直至瀘州。這也是以前兵家進攻退守的老路。
益州西北有茂州（治所在今四川汶茂羌族自治區(qū)）。州境有故桃關。關以“故”稱，可能當時已不再在其地設防。雖不再設防，其地的重要性卻未因此而有所減低。據(jù)唐時人的記載，這座關“遠通西域，公私經過，唯此一路”。這本是南朝通芮芮、河南的舊路，故有一定的重要意義。不過唐代附近及其以北，多設羈縻州，不能和南朝時相提并論。
由益州南行，可以遠至南詔。南詔建都于羊苴咩城，在今云南大理市。由益州至羊苴咩城有南北兩道，南道由黎州（治所在今四川漢源北）清溪關出邛都（今四川越西）和會州（治所在今四川會理）；北道則從石門關外出魯望（在今云南魯?shù)椋┖屠ブ荩ㄔ诮裨颇侠ッ鳎?。由成都至黎州，當過邛州（冶所在今四川邛徠）和雅州（治所在今四川雅安）。清溪關就在黎州之南。北路的石門關在戎州（治所在今四川宜賓）開遠縣（今云南鹽澤北）。所謂出石門關當由戎州起程。由益州循當時的長江而下就可直達戎州。
益州的富饒也得力于當?shù)氐霓r業(yè)發(fā)達和絲織品的良好。天府之國的稱道，糧食產量的豐富應為主要的因素。絲織品以蜀錦最為有名。成都早有錦城之稱，就是以當?shù)禺a好錦的緣故。益州的物產還有麻、茶和紙。益州的麻雖不如蜀錦的有名，也列在貢品之中。唐肅宗時，第五琦清以吳鹽、蜀麻、銅冶皆有稅。蜀麻能與吳鹽、銅冶并列，可見所產的不僅質量高，而且數(shù)量也是很多的。蜀茶產地不少，皆在益州的周圍。益州所產的大小黃白麻紙也有名當世。當時官府文書和朝廷詔敕規(guī)定要用益州所貢的紙張書寫，唐玄宗時還規(guī)定甲、乙、丙、丁四部書皆以益州麻紙寫成，以便于收藏。
促進益州經濟繁榮的還應該有來自南詔的異物。遠在漢魂之時，就有“永昌多異物”的記載。永昌郡的治所在今云南保山縣，位于南詔都城羊苴咩西南。那里能夠多異物，除當?shù)厮a外，更來自西南諸國。這些異物特產又皆可通過南詔與內地交往的道路運到成都，助長當?shù)氐姆睒s。
“揚一益二”的來源（成都版本）
世界著名漢學家和語言學家愛德華·謝弗在《唐代的外來文明》里說:“揚州不僅是一座遍布庭園臺榭的花園城，而且是一座地地道道的東方威尼斯城，這里水道縱橫、帆檣林立，船只的數(shù)量大大超過了車馬。揚州還是一座月色溶溶、燈火闌珊的城市，一座歌舞升平、妓女云集的城市。雖然殷實繁華的四川成都素來以優(yōu)雅和輕浮著稱，但是在當時流行的揚一益二這句格言中，還是將成都的地位放在了揚州之下。”
唐代的成都，作為州、府的治所，管轄著成都蜀、郭、新都、溫江、新繁、雙流、廣都、犀浦、靈池等十縣。作為劍南道的首府，所轄地區(qū)更廣，達三十三州。分為西川節(jié)度以后，仍然領有一府二十五州之地，不僅包括現(xiàn)在川西、川南一帶，而且遠達云南的一些地區(qū)。因此，歷史上的成都概念大小劃分是需注意的。而考察“揚一益二”的起源，或不難發(fā)現(xiàn)成都經濟、文化的發(fā)展脈絡是源于安史之亂以后，北方經濟地位下降，長江流域地位上升。揚州、成都成為全國最繁華的工商業(yè)城市，經濟地位超過了長安、洛陽。
不過，關于當時的“揚一益二”俗諺，大中九年（公元855年）盧求在《成都記序》中則提供了不同意見:“大凡今之推名鎮(zhèn)，為天下第一者，曰揚益。以揚為首，蓋聲勢也。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羅錦之麗；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讓，其地腴以善熟:較其妙要揚不足以侔其半。”但不管怎樣來看待，成都經濟的發(fā)展在當時實在是舉足輕重的。
成都的發(fā)達除了農業(yè)發(fā)展穩(wěn)定之外，就體現(xiàn)在經濟發(fā)展方面了。除了傳統(tǒng)且最著名的織錦、燒瓷、造紙之外，有多種門類的手工業(yè)，如金銀器物制造業(yè)、制鹽業(yè)、印刷業(yè)、兵器制造業(yè)、漆器制造業(yè)、釀酒業(yè)、制茶業(yè)、造船業(yè)、樂器（琴）制造業(yè)、錢幣鑄造業(yè)以及其他珍異玩物制造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先來看看織錦業(yè)。隋時成都綾錦之妙，僅接近京城，而至遲到唐大中年間（847年~1860年），成都“羅錦之麗”，則躍居全國之首。太宗時皇室諸王妃主服飾主要由京師及益州諸處供給。貞觀十五年（六四一年）“于益州造綾錦金銀等物”。玄宗時，令益州每年織錦袍送納，“以供賜諸藩守領”。文宗時，“敕度支每歲于西川織造綾羅錦八千一百六十七匹”。有唐一代，皇室每朝都向成都索取綾羅錦等高級絲織物及其成品，可見唐代成都錦坊一直很興盛。
有一份數(shù)據(jù)顯示，大中年間成都約有人口三百三十九萬九千六百一十六人。前述絲織工匠、工人數(shù)在十二萬左右，即唐后期成都官、私絲織作坊工匠、工人數(shù)約占當時當?shù)厝丝诳倲?shù)的百分之三點五。這一個就業(yè)比例顯示出了成都織錦業(yè)的規(guī)模龐大。
成都的織錦技術在國內也是遙遙領先的，絲織品的花色品種非常新穎，如瑞錦，是以雉、羊、翔鳳、游麟等動物為主題紋飾，并且講究對稱均齊。又如新樣錦，其圖案內容主要有彩蝶、雁、鶯、鳳、花草葵等，表現(xiàn)形式以生動的折枝、纏枝花鳥式為主。蜀羅是一種以“新樣”為圖案的花羅，其主要特點是對羅的紋飾創(chuàng)新。張祜有詩:“新樣花紋配蜀羅，同心雙帶蹙金蛾。慣將喉舌傳軍好，馬跡鈴聲遍兩河。”可見蜀羅當時的受歡迎程度。不過，與蜀羅重在紋飾創(chuàng)新不同，單絲羅則主要是工藝創(chuàng)新。此外，還有蜀纈，那是用染纈工藝制成的蜀地染花絲織品的統(tǒng)稱，即包含蜀纈絹、蜀纈紗等，要產于成都。此時的成都絲織品種類繁多，尤其特色絲織品工藝精絕、價值連城。“一匹千金也不賣”的蜀錦更是大受歡迎。因此連帝都的皇室都喜歡它。
再來看看成都的陶瓷經濟。唐代成都陶瓷經濟圈，包括了成都及成都周邊地區(qū)的郊縣，由陶瓷手工業(yè)為主的共同體擁有眾多的古窯場，如邛崍境內的邛窯，成都的青羊窯、琉璃窯，郫縣的橫山子窯群，金堂的金鎖橋窯，雙流的牧馬山窯，灌縣六馬槽窯、玉堂窯，樂山金鳳窯、關廟窯，新津的白云寺窯等。其生產范圍幾乎涵蓋了成都現(xiàn)在的所有區(qū)縣，以及周邊地區(qū)。
唐代瓷藝南青北白，成都的陶瓷業(yè)則以青瓷為主。杜甫有詩《又于韋處乞大邑瓷碗》: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碗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這里說的白碗是大邑生產的白瓷，此時的大邑窯和河北邢臺窯為盛產白瓷的名窯，大邑的白瓷，胎薄而且燒結得很好。成都這樣大規(guī)模的陶瓷生產，是源于市場的需求。成都繁榮的貿易經濟和發(fā)達便捷的水上交通，將陶瓷產品通過南河與府河等水系引入長江，遠銷全國，它們對陶瓷經濟圈和“益二”的經濟繁榮地位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造紙業(yè)在唐時也占據(jù)了重要地位。成都所生產的紙張的品種，據(jù)李肇《唐國史補》卷下記，有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長麻、魚子、十色箋等。薛濤制作的深紅色的小彩箋，“裁書供吟，獻酬賢杰”，最為文人雅士所貴重，且是中央政府的特供紙張。由于造紙業(yè)的發(fā)達，成都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中國雕版印刷術的發(fā)源地之一，唐代后期，大部分印刷品出自成都。
成都的城市功能分區(qū)已很完善，一百二十坊分布在城區(qū)的各個區(qū)域，如薛濤曾居住過的碧雞坊、以賣酒聞名的富春坊城南的文翁坊…它們記錄了成都城市商業(yè)文化經濟不同的一面。費著的《歲華紀麗譜》里，有成都十二月市的記載，這十二個市都是逐漸發(fā)展形成的季節(jié)性市場。同時，成都也出現(xiàn)了全國歷史學家譚繼和說，唐代是成都城市經濟向東向南發(fā)展的轉折點，唐代之前成都經濟、文化的中心在城西的少城一帶自大慈寺南興起東市、大東市之最早的夜市。
有唐一代，曾出現(xiàn)過天子四次避亂出奔。其中玄宗和僖宗逃到成都，德宗停止在去成都的中途梁州（陜西漢中），只有代宗奔陜（河南陜縣）唐天子之所以三次奔蜀，其原因不外是軍事安全、經濟保障等原因，這恰好說明了“揚一益二”的俗諺，并非是徒有虛名的。
唐宋年間的成都繁華，猶如曇花一現(xiàn)，在遭遇到了多年的戰(zhàn)亂之后，建筑、寺觀、街巷都有極大的改變。至清代中期才逐漸得以恢復。那些舊跡古碑、陳年往事，記錄了曾經的喪亂離。盡管如此，成都還是保存下來了城市的命脈，只要給一個機會，它就會重新煥發(fā)出新的光彩。雖然從此成都再也回不到“揚一益二”的時代，那又有什么關系呢？只要是以一個嶄新的形象亮相就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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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時謂天下之盛，揚州第一而益州次之。唐朝時長江流域的商業(yè)城市，以揚州、成都為兩個中心。唐后期揚州成為全國較繁華的工商業(yè)城市，經濟地位超過了長安、洛陽，所以有“天下之盛，揚為首”的說法，成都物產富饒，當時諺語稱“揚一益二”，就說明成都工商業(yè)地位的重要。
“揚一益二”的來源（揚州版本）
“揚一益二”是說揚州位于第一，益州居于第二。這是唐代后期社會上對于揚、益二州繁榮的稱道。揚、益二州的繁榮顯現(xiàn)在經濟方面。這和長安、洛陽不同。長安、洛陽作為都會是具有政治因素，乃是政治都會。揚、益二州卻是經濟都會，再具體說來，長安是當時的政治中心，揚州則是經濟中心，其間是迥然不同的。“揚一益二”雖是唐代后期流行于社會上的說法，但二州作為經濟都會，淵源很早，隋煬帝即位之初，即已向往揚州，其所開鑿的通濟渠、邗溝、江南河和長江配合起來，就更增加揚州的繁榮。揚州位于邗溝入長江之處，隔江就是江南河的起點。地理形勢促成當?shù)氐姆睒s昌盛。長江航運可以直溯到益州治所的成都，揚、益兩州更可互相交往呼應，相得益彰。
以揚州為中樞所形成的交通網(wǎng)絡
前面論述長安的水上交通時，曾征引過唐人對于汴渠也就是通濟渠的記載說：“自揚、益、湘南至交、廣、閩中等州，公家運漕，私行商旅，舳艫相繼。”這段記載也可作為對揚州的稱道?？梢哉f自通濟渠修鑿成功后，揚州遂成為當時全國重要水路交通的中心。長江及其以南各地的商旅和運漕都是集中到揚州，再向西北運到長安和洛陽，甚而通過永濟渠，還可運到清河（貝州治所，在今河北清河）和幽州。
唐代記載所說的湘南至交、廣和揚州間的交通自然是由水路往來。發(fā)源于南嶺上的水道大都南北分流，無由溝通，可是湘、漓二水間的靈渠，自秦代史祿開鑿以來，卻是另辟蹊徑。靈渠中間也曾有過湮廢，唐代迭經修理，還能通行巨舟。這是難得的盛事，使五嶺南北的船舶得以往來無阻。由漓水下行，經過桂州（治所在今廣西壯族自治區(qū)桂林），下入郁水，即可至于廣州。由廣州溯郁水，可至邕州（治所在今廣西南寧）。由邕州有路可通安南都護府，也就是交州。
南嶺雖阻隔南北，其間也是有陸路可以往來的。前面說到由長安出藍田關至廣州的道路，在韶州（治所在今廣東韶關）之北越過南嶺。韓愈被貶至潮州（治所在今廣東潮州），就由此過嶺。由韶州北行，還可越大庚嶺至于贛州（治所在今江西贛州），循贛水而下，過洪州，進入長江，轉至揚州。前面所說的張九齡所開的大庾新路，就在這條道上。
由揚州至閩中，自是另外一條道路。這是由揚州渡江，到了潤州，循江南河南行，至于杭州。這是江南河的終點。由杭州溯浙江水而上，經睦州（治所在今浙江建德東）和衢州（治所在今浙江衢州），就可到建州（治所在今福建建甌）和福州（治所在今福建福州）。建州和福州都是閩中。唐末，黃巢南攻宣州不克，引兵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福、建諸州。由宣州至浙東未悉出于何途，婺州及衢州皆浙東屬縣。黃巢至少是到過這兩州的。所開的山道，據(jù)說就在衢州之南的仙霞嶺上。仙霞嶺上的道路，后來一直通行，當是南北的大道。應該指出，黃巢所開的山路只是對道路的修整。原來還是有道路的。唐憲宗元和年間的記載，明確指出：“衢州南至建州七百里”，就是證明。
揚州近海，沿海各處就可藉海道相往來。前面曾經說過：唐時江淮等處供應幽州北軍的給養(yǎng)，是由汴渠和永濟渠運去的。也許由于物資繁多，還須假道于海運。這樣的情景杜甫詩中曾有所道及，一則說：“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云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再則說：“幽燕盛用武，供應亦勞哉。吳門轉粟帛，泛海陵蓬萊。”杜詩中雖然提到越羅、楚練，并說到吳門，實際上都應是由揚州起運的。
當時沿海有幾處海舶停泊處，其中沒有列上揚州。前些年間，揚州城南施橋曾發(fā)現(xiàn)一艘唐代沉船，就其殘跡看來，應是一艘海舶，而不是江船?？梢姰敃r揚州的海上交通是相當發(fā)達的。唐肅宗上元年間，田神功入揚州，商胡、波斯人被殺害者就有數(shù)千人，揚州的商胡、波斯人是很多的，《太平廣記》中曾有不少篇章記載揚州商胡、波斯人的軼聞瑣事，則有關田神功的記載當非虛枉。這些商胡、波斯人能夠聚居于揚州，其所由的途徑不只一條，有些是由西域經過長安前來的，由海上蒞臨的也應不少。有這么多的域外商賈的旅居，更顯出揚州的繁榮。
由于交通的便利，南來北往的旅人也就不計遠近，而繞道經過揚州。唐憲宗元和年間，李翱前往嶺南，不取道出藍田關，過襄州、江陵，再溯湘水而上，卻由汴渠東南行，繞道揚州，更南行，經過衢州、洪州前往。就是由長安西往西蜀的人，有的也不直接越過秦嶺和巴山，歷棧道的危險，而由汴渠經過揚州前往。唐未，韋莊入蜀就是繞道這幾條運河。其所著《秦婦吟》一詩，描述亂離之時，秦中一位婦人前往巴蜀，一路上顛沛流離的苦狀。雖然顛沛流離，還沒有中途改道，除非這條道路因戰(zhàn)亂受到阻遏，才不能不另取他途。唐穆宗長慶年間，汴州軍亂，汴路阻遏不通。其時白居易受命為杭州刺史，就只好出藍田關東南行，由襄州路前往。白居易在途中曾有詩說：“東道既不通，改轅遂南指。”后來到了杭州，在謝上任表中還說：“屬汴路未通，取襄陽路赴任”，其不得已的心情溢于言表。就是由蜀中到河東，也有不經過梁州和長安而繞道揚州的。船舶平穩(wěn)是要勝過鞍馬的勞頓。
由上面的敘述可以看到作為當時全國最大的經濟都會和各地的交通是相當便利的，也是無所不至的。實際上已形成以這個經濟都會為中心的全國交通道路網(wǎng)。這個交通道路網(wǎng)的稠密程度，甚至不下于都城所在地的長安。一個是政治中心，一個是經濟中心，兩相輝映，兩相聯(lián)系，使當時交通的發(fā)展，超過前代。
揚州的富庶
揚州位于長江三角洲上。長江三角洲本是富饒的地區(qū)，唐代中葉以后，中原亂離，人口大量南遷，更促進長江三角洲經濟的發(fā)展，揚州的繁榮因之就蒸蒸日上，如日之中天。安史亂時，黃河中下游地區(qū)備受摧殘，原來富庶的農業(yè)地區(qū)殆難以復振，皇朝的“軍國費用”，只好“取給江淮”。當時人說：“今天下以江淮為國命”，揚州就是江淮的中心。江淮是繼黃河中下游地區(qū)之后形成的富庶農業(yè)地區(qū)，當?shù)厣瞎┑匿罴Z是皇朝都城不可須臾稍離的。這些漕糧大都集中到揚州才上運至長安，就是從長江以南遠逾五嶺運往長安的漕糧也都要經過揚州城下，從而更增加由揚州運出漕糧的數(shù)量。揚州周圍不僅富產糧食，而且大量產鹽，遍于瀕海各縣。唐代鹽稅是皇朝重要的收入。據(jù)說代宗大歷之末，“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唐代最重要的理財官員鹽鐵使就駐在揚州。劉晏為鹽鐵使時，于揚州周圍產鹽之地設四場十監(jiān)以相治理，據(jù)說每歲所得的錢財，可“當百余州之賦”。揚州重要的物產還有錦和銅器，揚州的鏡最為有名，鏡就是以銅制成的。天寶年間，韋堅主持漕運，以東南各地的船舶載著運到長安的奇物寶貨。其第一船就是廣陵郡的，船上所載的是廣陵郡出產的錦、鏡、銅器、海味。揚州當時稱為廣陵郡。韋堅所征集的還有別郡的船舶，所載的奇物寶貨似都不如揚州的珍貴。就是這樣便利的交通和富饒的物產，促成揚州成為當時的經濟中心。唐人趙嘏稱道揚州的詩中有句說，“十萬人家如洞天”。十萬人家似乎說得多些，至于洞天的說法，則充分道出當時揚州人的心情。
益州的交通和富庶
益州自來被稱為天府之國，兼有岷江灌溉之利，不僅土地肥沃，物產更是富饒。益州能夠成為經濟都會，交通便利也應是其重要的條件。正是這樣才能“水陸所湊，貨殖所萃”。論益州的交通，長江應居于首位。萬里長江，益州最居上游，沿江各處皆能達到，就是位于尾閭附近的東吳，也有船舶經常來到成都。益州曾被列為唐代的陪都。陪都和都城之間的交通，更是受到時人的重視。由成都經綿州（治所在今四川綿陽）至劍州（治所在今四川劍閣）就進入金牛道，迤邐至于梁州。由梁州至長安，則有子午、儻駱、褒斜、陳倉諸谷道。這都是在前面已經論述過了的。
益州之東還有通往梓州（治所在今四川三臺）的道路。梓、益兩州相距并非過遠，唐代中葉以后，梓、益兩州并列，分別成為劍南東川和劍南西川節(jié)度使的治所。由梓州東北可以至巴州（治所在今四川巴中），就進入去梁州的米倉道了。由成都東南行，經簡州（治所在今四川簡陽）而至廬州（治所在今四川瀘州）。
簡州瀕中江水，可以循水道直至瀘州。這也是以前兵家進攻退守的老路。
益州西北有茂州（治所在今四川汶茂羌族自治區(qū)）。州境有故桃關。關以“故”稱，可能當時已不再在其地設防。雖不再設防，其地的重要性卻未因此而有所減低。據(jù)唐時人的記載，這座關“遠通西域，公私經過，唯此一路”。這本是南朝通芮芮、河南的舊路，故有一定的重要意義。不過唐代附近及其以北，多設羈縻州，不能和南朝時相提并論。
由益州南行，可以遠至南詔。南詔建都于羊苴咩城，在今云南大理市。由益州至羊苴咩城有南北兩道，南道由黎州（治所在今四川漢源北）清溪關出邛都（今四川越西）和會州（治所在今四川會理）；北道則從石門關外出魯望（在今云南魯?shù)椋┖屠ブ荩ㄔ诮裨颇侠ッ鳎?。由成都至黎州，當過邛州（冶所在今四川邛徠）和雅州（治所在今四川雅安）。清溪關就在黎州之南。北路的石門關在戎州（治所在今四川宜賓）開遠縣（今云南鹽澤北）。所謂出石門關當由戎州起程。由益州循當時的長江而下就可直達戎州。
益州的富饒也得力于當?shù)氐霓r業(yè)發(fā)達和絲織品的良好。天府之國的稱道，糧食產量的豐富應為主要的因素。絲織品以蜀錦最為有名。成都早有錦城之稱，就是以當?shù)禺a好錦的緣故。益州的物產還有麻、茶和紙。益州的麻雖不如蜀錦的有名，也列在貢品之中。唐肅宗時，第五琦清以吳鹽、蜀麻、銅冶皆有稅。蜀麻能與吳鹽、銅冶并列，可見所產的不僅質量高，而且數(shù)量也是很多的。蜀茶產地不少，皆在益州的周圍。益州所產的大小黃白麻紙也有名當世。當時官府文書和朝廷詔敕規(guī)定要用益州所貢的紙張書寫，唐玄宗時還規(guī)定甲、乙、丙、丁四部書皆以益州麻紙寫成，以便于收藏。
促進益州經濟繁榮的還應該有來自南詔的異物。遠在漢魂之時，就有“永昌多異物”的記載。永昌郡的治所在今云南保山縣，位于南詔都城羊苴咩西南。那里能夠多異物，除當?shù)厮a外，更來自西南諸國。這些異物特產又皆可通過南詔與內地交往的道路運到成都，助長當?shù)氐姆睒s。
“揚一益二”的來源（成都版本）
世界著名漢學家和語言學家愛德華·謝弗在《唐代的外來文明》里說:“揚州不僅是一座遍布庭園臺榭的花園城，而且是一座地地道道的東方威尼斯城，這里水道縱橫、帆檣林立，船只的數(shù)量大大超過了車馬。揚州還是一座月色溶溶、燈火闌珊的城市，一座歌舞升平、妓女云集的城市。雖然殷實繁華的四川成都素來以優(yōu)雅和輕浮著稱，但是在當時流行的揚一益二這句格言中，還是將成都的地位放在了揚州之下。”
唐代的成都，作為州、府的治所，管轄著成都蜀、郭、新都、溫江、新繁、雙流、廣都、犀浦、靈池等十縣。作為劍南道的首府，所轄地區(qū)更廣，達三十三州。分為西川節(jié)度以后，仍然領有一府二十五州之地，不僅包括現(xiàn)在川西、川南一帶，而且遠達云南的一些地區(qū)。因此，歷史上的成都概念大小劃分是需注意的。而考察“揚一益二”的起源，或不難發(fā)現(xiàn)成都經濟、文化的發(fā)展脈絡是源于安史之亂以后，北方經濟地位下降，長江流域地位上升。揚州、成都成為全國最繁華的工商業(yè)城市，經濟地位超過了長安、洛陽。
不過，關于當時的“揚一益二”俗諺，大中九年（公元855年）盧求在《成都記序》中則提供了不同意見:“大凡今之推名鎮(zhèn)，為天下第一者，曰揚益。以揚為首，蓋聲勢也。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羅錦之麗；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讓，其地腴以善熟:較其妙要揚不足以侔其半。”但不管怎樣來看待，成都經濟的發(fā)展在當時實在是舉足輕重的。
成都的發(fā)達除了農業(yè)發(fā)展穩(wěn)定之外，就體現(xiàn)在經濟發(fā)展方面了。除了傳統(tǒng)且最著名的織錦、燒瓷、造紙之外，有多種門類的手工業(yè)，如金銀器物制造業(yè)、制鹽業(yè)、印刷業(yè)、兵器制造業(yè)、漆器制造業(yè)、釀酒業(yè)、制茶業(yè)、造船業(yè)、樂器（琴）制造業(yè)、錢幣鑄造業(yè)以及其他珍異玩物制造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先來看看織錦業(yè)。隋時成都綾錦之妙，僅接近京城，而至遲到唐大中年間（847年~1860年），成都“羅錦之麗”，則躍居全國之首。太宗時皇室諸王妃主服飾主要由京師及益州諸處供給。貞觀十五年（六四一年）“于益州造綾錦金銀等物”。玄宗時，令益州每年織錦袍送納，“以供賜諸藩守領”。文宗時，“敕度支每歲于西川織造綾羅錦八千一百六十七匹”。有唐一代，皇室每朝都向成都索取綾羅錦等高級絲織物及其成品，可見唐代成都錦坊一直很興盛。
有一份數(shù)據(jù)顯示，大中年間成都約有人口三百三十九萬九千六百一十六人。前述絲織工匠、工人數(shù)在十二萬左右，即唐后期成都官、私絲織作坊工匠、工人數(shù)約占當時當?shù)厝丝诳倲?shù)的百分之三點五。這一個就業(yè)比例顯示出了成都織錦業(yè)的規(guī)模龐大。
成都的織錦技術在國內也是遙遙領先的，絲織品的花色品種非常新穎，如瑞錦，是以雉、羊、翔鳳、游麟等動物為主題紋飾，并且講究對稱均齊。又如新樣錦，其圖案內容主要有彩蝶、雁、鶯、鳳、花草葵等，表現(xiàn)形式以生動的折枝、纏枝花鳥式為主。蜀羅是一種以“新樣”為圖案的花羅，其主要特點是對羅的紋飾創(chuàng)新。張祜有詩:“新樣花紋配蜀羅，同心雙帶蹙金蛾。慣將喉舌傳軍好，馬跡鈴聲遍兩河。”可見蜀羅當時的受歡迎程度。不過，與蜀羅重在紋飾創(chuàng)新不同，單絲羅則主要是工藝創(chuàng)新。此外，還有蜀纈，那是用染纈工藝制成的蜀地染花絲織品的統(tǒng)稱，即包含蜀纈絹、蜀纈紗等，要產于成都。此時的成都絲織品種類繁多，尤其特色絲織品工藝精絕、價值連城。“一匹千金也不賣”的蜀錦更是大受歡迎。因此連帝都的皇室都喜歡它。
再來看看成都的陶瓷經濟。唐代成都陶瓷經濟圈，包括了成都及成都周邊地區(qū)的郊縣，由陶瓷手工業(yè)為主的共同體擁有眾多的古窯場，如邛崍境內的邛窯，成都的青羊窯、琉璃窯，郫縣的橫山子窯群，金堂的金鎖橋窯，雙流的牧馬山窯，灌縣六馬槽窯、玉堂窯，樂山金鳳窯、關廟窯，新津的白云寺窯等。其生產范圍幾乎涵蓋了成都現(xiàn)在的所有區(qū)縣，以及周邊地區(qū)。
唐代瓷藝南青北白，成都的陶瓷業(yè)則以青瓷為主。杜甫有詩《又于韋處乞大邑瓷碗》: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碗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這里說的白碗是大邑生產的白瓷，此時的大邑窯和河北邢臺窯為盛產白瓷的名窯，大邑的白瓷，胎薄而且燒結得很好。成都這樣大規(guī)模的陶瓷生產，是源于市場的需求。成都繁榮的貿易經濟和發(fā)達便捷的水上交通，將陶瓷產品通過南河與府河等水系引入長江，遠銷全國，它們對陶瓷經濟圈和“益二”的經濟繁榮地位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造紙業(yè)在唐時也占據(jù)了重要地位。成都所生產的紙張的品種，據(jù)李肇《唐國史補》卷下記，有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長麻、魚子、十色箋等。薛濤制作的深紅色的小彩箋，“裁書供吟，獻酬賢杰”，最為文人雅士所貴重，且是中央政府的特供紙張。由于造紙業(yè)的發(fā)達，成都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中國雕版印刷術的發(fā)源地之一，唐代后期，大部分印刷品出自成都。
成都的城市功能分區(qū)已很完善，一百二十坊分布在城區(qū)的各個區(qū)域，如薛濤曾居住過的碧雞坊、以賣酒聞名的富春坊城南的文翁坊…它們記錄了成都城市商業(yè)文化經濟不同的一面。費著的《歲華紀麗譜》里，有成都十二月市的記載，這十二個市都是逐漸發(fā)展形成的季節(jié)性市場。同時，成都也出現(xiàn)了全國歷史學家譚繼和說，唐代是成都城市經濟向東向南發(fā)展的轉折點，唐代之前成都經濟、文化的中心在城西的少城一帶自大慈寺南興起東市、大東市之最早的夜市。
有唐一代，曾出現(xiàn)過天子四次避亂出奔。其中玄宗和僖宗逃到成都，德宗停止在去成都的中途梁州（陜西漢中），只有代宗奔陜（河南陜縣）唐天子之所以三次奔蜀，其原因不外是軍事安全、經濟保障等原因，這恰好說明了“揚一益二”的俗諺，并非是徒有虛名的。
唐宋年間的成都繁華，猶如曇花一現(xiàn)，在遭遇到了多年的戰(zhàn)亂之后，建筑、寺觀、街巷都有極大的改變。至清代中期才逐漸得以恢復。那些舊跡古碑、陳年往事，記錄了曾經的喪亂離。盡管如此，成都還是保存下來了城市的命脈，只要給一個機會，它就會重新煥發(fā)出新的光彩。雖然從此成都再也回不到“揚一益二”的時代，那又有什么關系呢？只要是以一個嶄新的形象亮相就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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