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啟彤——寶應籍外交家
劉啟彤，字丹廷，光緒壬午舉人，丙戌進士，江蘇寶應人。以主事分兵部職方司，駐法使館參贊，為我國第一代駐西歐外交家。
曾國藩、李鴻章為了培養洋務人才，在同治壬申（公元1872年），由容閎招收并帶出第一批赴美留學預備生。幼時便有“四方之志”的劉啟彤與詹天佑等少兒，在這年八月，一起被選派到美國學習。他們在美國剪辮子，穿西服，清廷怕這些學子被西化，便于光緒辛巳年（公元1881）撤回，劉啟彤在美國學習、生活了九年。
從美國回來，詹天佑赴沈寶楨的福建船政學堂繼續學習深造，而劉啟彤則師從于兩江總督周馥。周馥是清廷洋務重臣，是李鴻章最得力、最信賴的助手，他與李鴻章從事洋務達三十年之久，最后官至兩廣總督。劉啟彤在周馥的大力培養與調教下，于兵農工商無一不精，于公法交涉、商榷兵政，更是“窮極本末如宿吏”。周馥對劉啟彤很器重，在他丙戌（公元1886年）中進士之后，便薦之以出使英法之重任。
丁亥（公元1887年）五月初三，劉啟彤隨劉瑞芬應詔出使駐英法意比諸國，并任清駐法使館參贊一職。[注：同日，洪鈞（即孽海花）中的洪鈞，出使駐俄德奧荷諸國。]在這期間，劉啟彤除了恪盡參贊職守之外，他的主要外務活動，便是學習洋務，他利用工作之便，對英法諸國進行考察與研究，并根據自己的變法圖新思想，“薈譯其言”，編譯成《星輶考轍》與《英法政概》兩書。
《星輶考轍》一書，是我國最早介紹西歐鐵路的譯著。劉啟彤出于對鐵路“泰西要政”的認識，通過此書大力倡導在國內修鐵路，這為我國后來興修鐵路，無疑起著重大推動作用。此書的譯成要早于他的同學詹天佑主持修建我國第一條鐵路——京張鐵路六、七年時間。
《英法政概》一書，又是我國最早全面系統介紹西歐政體及其政治風貌的譯著。（在此之前，林則徐主編的《四洲志》和魏源的《海國圖志》，只著墨于西方的議會制度，還未涉及憲法體系與責任內閣。）劉啟彤編譯這方面書籍，不僅宣傳了西方的憲政思想，還寄托著我國政體必須實行改革的思想和愿望。如果說，嚴復的《天演論》是維新變法的思想先導；那么，劉啟彤的《英法政概》則是維新變法的政治先導，它為維新派提供了變革的西歐政體模式，這無疑會對他們的維新主張有很大的啟示。而劉啟彤《英法政概》的譯成，要早于《天演論》的譯成六、七年時間，比康梁變法早十年左右。
《星輶考轍》推動了洋務運動，《英法政概》則是維新運動的立憲法運動的先聲，它們都有極高的歷史價值與思想價值，是我國維新改革的思想啟蒙讀物。
劉啟彤在法國任參贊三年，于巳丑（公元1889年）回國。就在這一年，劉啟彤又出使了印度、邏羅與越南。后又赴津會辦海防支應局任職。復又赴山西等地賑災，主持修浚北運河，鳳河諸工。因母卒，傷悲嘔血而逝，年四十四。
劉啟彤在短暫的一生中，出使歐亞諸國，他不僅是我國第一代外交家，而且是我國杰出的外交家。他身履外交，不忘探求救國之道，表現出一個改革家的遠見卓識。正是他通過譯著，不僅倡導洋務，而且最早地發出在我國實行政治改革吶喊，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他又是我國維新變法的先行者。為我國制度文明的構建作出了貢獻。
劉啟彤，這個人物在寶應縣有特別重大意義，他不僅填補了清末寶應縣在外交、政治、翻譯等方面的空白，在文化方面來看，更是新文化的開拓者，是寶應縣新學的杰出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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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李鴻章為了培養洋務人才，在同治壬申（公元1872年），由容閎招收并帶出第一批赴美留學預備生。幼時便有“四方之志”的劉啟彤與詹天佑等少兒，在這年八月，一起被選派到美國學習。他們在美國剪辮子，穿西服，清廷怕這些學子被西化，便于光緒辛巳年（公元1881）撤回，劉啟彤在美國學習、生活了九年。
從美國回來，詹天佑赴沈寶楨的福建船政學堂繼續學習深造，而劉啟彤則師從于兩江總督周馥。周馥是清廷洋務重臣，是李鴻章最得力、最信賴的助手，他與李鴻章從事洋務達三十年之久，最后官至兩廣總督。劉啟彤在周馥的大力培養與調教下，于兵農工商無一不精，于公法交涉、商榷兵政，更是“窮極本末如宿吏”。周馥對劉啟彤很器重，在他丙戌（公元1886年）中進士之后，便薦之以出使英法之重任。
丁亥（公元1887年）五月初三，劉啟彤隨劉瑞芬應詔出使駐英法意比諸國，并任清駐法使館參贊一職。[注：同日，洪鈞（即孽海花）中的洪鈞，出使駐俄德奧荷諸國。]在這期間，劉啟彤除了恪盡參贊職守之外，他的主要外務活動，便是學習洋務，他利用工作之便，對英法諸國進行考察與研究，并根據自己的變法圖新思想，“薈譯其言”，編譯成《星輶考轍》與《英法政概》兩書。
《星輶考轍》一書，是我國最早介紹西歐鐵路的譯著。劉啟彤出于對鐵路“泰西要政”的認識，通過此書大力倡導在國內修鐵路，這為我國后來興修鐵路，無疑起著重大推動作用。此書的譯成要早于他的同學詹天佑主持修建我國第一條鐵路——京張鐵路六、七年時間。
《英法政概》一書，又是我國最早全面系統介紹西歐政體及其政治風貌的譯著。（在此之前，林則徐主編的《四洲志》和魏源的《海國圖志》，只著墨于西方的議會制度，還未涉及憲法體系與責任內閣。）劉啟彤編譯這方面書籍，不僅宣傳了西方的憲政思想，還寄托著我國政體必須實行改革的思想和愿望。如果說，嚴復的《天演論》是維新變法的思想先導；那么，劉啟彤的《英法政概》則是維新變法的政治先導，它為維新派提供了變革的西歐政體模式，這無疑會對他們的維新主張有很大的啟示。而劉啟彤《英法政概》的譯成，要早于《天演論》的譯成六、七年時間，比康梁變法早十年左右。
《星輶考轍》推動了洋務運動，《英法政概》則是維新運動的立憲法運動的先聲，它們都有極高的歷史價值與思想價值，是我國維新改革的思想啟蒙讀物。
劉啟彤在法國任參贊三年，于巳丑（公元1889年）回國。就在這一年，劉啟彤又出使了印度、邏羅與越南。后又赴津會辦海防支應局任職。復又赴山西等地賑災，主持修浚北運河，鳳河諸工。因母卒，傷悲嘔血而逝，年四十四。
劉啟彤在短暫的一生中，出使歐亞諸國，他不僅是我國第一代外交家，而且是我國杰出的外交家。他身履外交，不忘探求救國之道，表現出一個改革家的遠見卓識。正是他通過譯著，不僅倡導洋務，而且最早地發出在我國實行政治改革吶喊，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他又是我國維新變法的先行者。為我國制度文明的構建作出了貢獻。
劉啟彤，這個人物在寶應縣有特別重大意義，他不僅填補了清末寶應縣在外交、政治、翻譯等方面的空白，在文化方面來看，更是新文化的開拓者，是寶應縣新學的杰出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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