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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應，因運河而興起，也因運河改道而得到全面開發，寶應因而成為運河線上的一顆璀璨明珠。
    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開邗溝，東北經過寶應博支（廣洋湖）、射陽二湖，寶應東部射陽湖鎮逐漸得到開發，興盛一時。
    公元197年，廣陵太守陳登將廣陵郡治移置射陽湖鎮，后來開鑿夾耶渠溝通津湖（宋代以后稱界首湖）和白馬湖，帶動寶應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寶應掀起第一次大開發高潮。
    公元605年，隋煬帝“發淮南丁夫十余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樹以柳。”（〈通鑒?隋紀〉）。實際上是利用了原有的夾耶渠，史稱“大業邗溝”。
    歷史上，邗溝改道多達十三次，每一次都在寶應境內開出新河道，每一次都促進了沿河兩岸的土地開發，推動當地的經濟發展。
    明初，有一位水工，他身份低微，卻長期奮戰在治水第一線，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為治理寶應水患作出了巨大貢獻，在寶應史書上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他就是寶應老人柏叢桂。
    當時，黃河洪水南侵多年，使淮河入海水道多處淤塞，洪水滯留在寶應西部，形成了白馬湖、寶應湖、界首湖等一連串湖泊，寶應至高郵一線，僅修筑一道土堤。汛期一到，常常決口毀堤。柏叢桂不怕位卑言輕，大膽上書朱元璋，建議從寶應至界首造六十里磚堤。上書很快獲批。公元1376年，朝廷采納了寶應老人柏叢桂的建議，發動淮揚丁夫五萬人，修筑高、寶湖堤六十余里，湖堤均用大磚砌成，堅固耐用，確保了寶應汛期的安全。
    當時，漕船在湖中航行，風大浪急，經常出現船毀人亡的悲劇。公元1395年，寶應老人柏叢桂再次建言，從槐樓至界首開鑿一道直渠，兩面筑堤，河湖分開，以保護航船安全。朱元璋再次批準。朝廷發動丁夫五萬余人，任命他負責督造此項工程，并限期完成。柏叢桂不負眾望，不辱使命，櫛風沐雨，披星戴月，身先士卒，全力以赴。在他的帶領下，頂寬一丈的大堤，長約四十里，僅用一個多月就提前竣工了。漕河大堤修成之日，引湖水流入直渠，便于行舟，不用再擔心湖浪險惡，還可以保護湖堤的安全。
    寶應老人柏叢桂建言開挖“倚湖直渠”的治河主張，當時被人總結為“必有重堤，左右翼夾，與湖隔離，運道乃安”，在當時是一種創新。在以后的二百多年間，經過官民的艱苦努力，先后開成康濟河、宏濟月河、邵伯月河和界首月河，經過這一系列工程，淮揚運河航道基本上擺脫了湖浪的威脅，船舶航行在與湖分隔的運河中，奠定了今天里運河的基礎。
    寶應老人柏叢桂治水故事有口皆碑，后人稱湖堤為“柏氏堰”。 寶應老人柏叢桂的美名一直流傳到今天。
    明弘治以后，黃河全面奪淮，黃河、淮水洪水流入湖漕，水位大漲，高家堰（今洪澤湖大堤）多次潰決，為保漕運、皇陵安全，實行“引黃濟運”、“蓄清刷黃”和“引淮入江”等措施，還沿寶應、高郵一線修筑閘壩，并陸續建成子嬰閘、氾水閘、朱馬閘、劉堡閘等水利工程，來分流淮河洪水。
    明清之季，政局又開始動蕩，農民起義風起云涌，統治者忙于鎮壓，無暇治水，寶應、揚州之間的洪水之患日益嚴重。    
    公元1855年，黃河北流，京杭大運河北部斷流，運河優勢漸漸失去。公元1901年，清政府將漕糧食祿全部改為征折實，結束了2000多年的漕運制度。漕運制度的廢止，松弛了對運河沿線堤壩涵閘設施的保護，劉堡水閘也最終被洪水沖毀，掩埋進泥沙之中。
    解放后，京杭大運河開始了系統整治，寶應段運河逐漸恢復生機。
    2011年9月，寶應縣申遺辦接到報告，縣城向南約10公里處運河東岸，發現了大量條石、大磚和木樁，以及用大磚、條石壘筑的石堤，斷斷續續向南延伸。隨即展開科學考古發掘，經過35天考古挖掘，劉堡減水閘本體構造清晰呈現出來，即由地丁、鋪底石、閘墻、擺手四部分組成。經專家判斷：劉堡減水閘是調節運河與寶應湖之間的水位差、保障漕運水位、保護大運河堤防安全的水工設施。現為遺址狀態，為青石砌筑，堤壩、閘墻、堤壩以及西側擺手基本保存完好，可清晰地看到木樁基礎、堤閘石工以及水閘設計與兩側水位的關系。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爾多哈舉行的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大運河正式列入了《世界遺產名錄》，其中，作為遺產點的劉堡減水閘和射陽湖鎮古邗溝及其碼頭，見證了古邗溝的變遷，寶應，運河線上的璀璨明珠，當之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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