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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闊別柳堡已49年了。1943年冬，我們新四軍一師三旅七團到寶應地區開展抗日游擊斗爭。在將近一年中，除了北上淮安參加車橋戰役，南下如皋打了耙齒林戰斗，就一直在寶應縣境內練兵和作戰。1944年冬，我們團隨粟裕司令員南下，進入浙西天目山區。當時我是我們團的油印報紙《戰斗報》的主編，我和報紙的通訊員、連隊的小文化人的關系非常親密。有一次我到一營了解工作，二連的通訊組長、十九歲的副班長徐金成送我往回走，走到山林深處，他拉我坐下，告訴我一個秘密。他說他在寶應時和房東家的長辮子姑娘悄悄談上了，后來大軍千里南下，他差點想開小差留在那里。地方干部也曾勸他留下來當民兵隊長。但是想到反攻打走日本兵非得靠強大的主力，他堅決斬斷情絲出征了。我問他：“你們約定了沒有呢？”他說：“沒有，我是要出發打仗的，保不定哪一仗吃顆‘花生米’犧牲了呢?害她白等?”他的柔清和俠骨給了我深刻的印象。可是1945年9月，我們團反攻蘇南丁蜀山的戰斗中，他前胸中彈犧牲了。后來1949年大軍南下過江，有一路部隊曾走過寶應，有的同志還繞道到住過的村莊，重見了老房東。我聽著觸動心弦，我想：長辮子姑娘一定還在，也許已經出嫁，也許還在等待。年輕的戰友啊，“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
    就在這樣的思念中我寫了小說《柳堡的故事》。本該是悲涼的結尾，只是想到全體軍民的大多數還是團圓了的。團圓和幸福才是革命成功的本質，我才對李進和二妹子的姻緣作了勝利重逢的處理。
    這篇小說的風格，我認為是“戰斗的、抒情的”，篇名也應如此。我想到我們團在寶應駐扎過的村莊中，有—個湖水依田、柳絲垂岸的柳壩頭，“柳”字多情，“壩”字卻沒有兵味，便寫為“柳堡”。其實副班長徐金成的這個愛情故事究竟發生在哪個村莊，我當時沒有問他，他犧牲后就無從查考了，也可能真是在柳壩頭吧。所以1956年電影攝制組要拍外景，導演王蘋大姐問我柳堡是否有真地點，我說寶應縣柳壩頭可以作為基地。這樣，攝制組在柳壩頭工作了兩個月。片中的小橋流水柳岸草房大都是這村莊的倩影。
    這村莊現在寫為柳堡頭，我們團駐軍時寫為柳壩頭，群眾中傳說是留寶頭，說是一位狀元南下赴任，因大運河兵匪為患，改走東路湖蕩，因突遇風雨，在岸上插下寶劍系船，雨霽開船，卻把寶劍留在岸上丁。如果沒有這部電影，這個青翠秀美的鄉可能叫鄭渡鄉，因為當前鄉政府還設在鄭渡。但是“柳堡”名聲遠揚。人們到外地去接洽業務：“我是寶應縣柳堡鄉的。”“什么泖堡鄉？”“電影《柳堡的故事》的柳堡，‘九九艷陽天’嘛!”
    一部文藝作品的名字能為一個地方贏得名聲，并正式成為永久的地名，在中國當代還不多見，想來—個是芙蓉鎮，一個就是柳堡鄉。
    寶應縣和柳堡鄉的群眾給我們的歡迎真是太熱情了，使我們感到為老房東們做好事實在太少。到柳堡后我們才聽說：團為我在寶應介紹情況時說到我們團曾在團莊過年，而團莊恰好是柳堡鄉的，高云鄉長回鄉一說，團莊竟準備了三千人歡迎我們。寶應縣的領導干部考慮到我們的日程太緊，已經說明不能去團莊了，團莊的鄉親們只能空等一場。這里，我借報紙謹向團莊父老兄弟姐妹深表歉意。
    我們的“小面包”駛抵柳堡，但見街頭橋上到處是歡迎的人群。紅紙黑字的大標語十分醒目，其中有一條最有趣：“熱烈歡迎‘二妹子’回‘娘家’”。
    柳堡鄉政府的大門口，八字形站著十位全套軍裝、全副武裝的年輕女民兵，英姿颯爽。與我們同去的寶應縣人武部陳政委介紹：這是柳堡鄉的“二妹子”基干女民兵班。革命老區柳堡鄉堅持和發揚光榮傳統，軍民一體加強兩個文明的建設，這就屠一個堅強而美麗的例證。正好這一天，陶玉玲也穿著全套軍裝，和女民兵班站在一起十分和諧。36年前陶玉玲在這里飾演二妹子的時候，這些姑娘的媽媽大都還不到10歲。可如今的陶玉玲還是臉色紅潤，身段矯健，充滿精神朝氣，女民兵們和她十分親熱。她們一同照了許多相。
    江蘇經濟廣播電臺的女記者、寶應縣的“二妹子”肖林提議，請陶玉玲擔任“二妹子”女民兵班的名譽班長，得到縣、鄉人武領導干部和女民兵班的熱情響應，在“柳堡詩會”上作了正式的宣布。陶玉玲很興奮，建議和十位武裝的“二妹子”同唱《九九艷陽天》。這首36年前的歌曲至今還在群眾中流行，在柳堡更是人人熟悉。今天有44年軍齡的陶玉玲和十八九歲的女民兵合唱，這代代相傳的擁軍和愛民的歌情義格外深長。“柳堡詩會”在鄉政府的會議室舉行，縣、鄉的領導干部在座，而兩排大窗上爬滿無拘無束的群眾，旁聽、歡笑。
    記得1944年春節前住在柳壩頭，老房東叫我用毛筆紅紙寫春聯和橫批，其中—條是“捷報今年稻收四擔一畝”。在當時，這是很難達到的奮斗目標。我問他43年每畝實收多少，他說兩擔多一點，這里水大，常淹。而現在呢?誰要是祝愿稻收四擔(600斤)—畝，豈非笑話!柳堡的糧食產量不算很高，稻麥兩季每畝平均1800多斤。柳堡鄉人口15400，產糧2300萬斤，人均近1400斤。另有皮棉6000擔，油料20萬斤。四十九年前的印象：河水離岸不過一二尺，柳樹很多；36年前攝制組到此，河水依舊，柳樹砍剩不多了；今天大興水利大辦綠化，河成網，堤成墻，遍地是以高大的水杉為骨干的林網，寶應縣不愧是全國綠化的先進縣，去年發大水，柳堡沒有沖破一道圩堤。
    特別令人羨慕的是：這里是湖蕩地區，水天開闊，氣候、水質也適合淡水生物的繁蘊發育。螃蟹、甲魚、鰻魚等等珍貴水產肥重鮮嫩，南京的大飯店里20元一個的小個頭螃蟹，在這里是上不了席面的。……柳堡鄉的魚鰻蝦蟹，年產量已達350萬斤，在水產大縣寶應縣也名列前茅， 仍然供不應求。如何大發展，如何保鮮遠運，如何深加工，都大有可為。“二妹子”的故鄉歡迎海內外朋友的合作。水生植物蓮藕，這里何止“十里荷花”，藕粉產量高、品質好，制成藕粉圓子口味甚佳，但是南京的大商店里，裝盒標價六元多的藕粉圓子卻是鹽城所產。如果盒上名稱是“柳堡藕粉圓”，印上“二妹子”的劇照，一定比鹽城產的更富詩情畫意。 
    過去全無工業的柳堡鄉，如今有鄉村工業21家，有電子陶瓷、絕緣材料、電熱電器、工業水泵、粉沫涂料等等產品60多個品種，產值2000萬元。這當然僅僅是開始。柳堡鄉劉書記和高鄉長說，到“八五”期末，他們力爭使全鄉工農業總產值突破億元，提前三年達到小康。
    在車上，望著翠林碧水，有的同志建議在這里重拍彩色的《柳堡的故事》，“那一定很美”。然而不行了，“找不到當年的清景了”!
    那時候，小巷子兩邊全是草屋泥墻，河上架的是四根木料拼成橋板的三節木橋，群眾的衣服上還有補丁，幾乎是“抓過來”就可以拍。只是姑娘們頭上已不是獨辮，而是雙辮。現在，姑娘們頭上“百花齊放”，服裝也和南京姑娘沒有不同。過去穿中式布褂的鄉干部，現在西裝筆挺迎客人。要拍草屋人家和木板小橋嗎?就得現搭現造，現成的外景點已經找不到了!
    更可喜的是人的素質的變化。柳堡鄉有在北京清華園就讀的高材生；柳堡小學被評為省模范學校；有許多人在外地工作當工程技術人員和黨政軍企干部。在鄉里參加建設的人才更多，有近千名供銷人員走南闖北，有的已成為敢和“老外”打交道的企業代表。
    當年拍電影的時候，“二妹子”陶玉玲和“她爹”康天申都不會撐船。柳壩頭的少年夏遇新(出生時正逢新四軍到，故名)在小船上把著手教他們。如今的夏遇新，是柳堡鄉恒溫器材廠廠長，雙擁模范，兒子在海軍工作。他的廠利潤高，鄉里誰有急需，他都能大力支援。我們到他家小坐，他身上的西裝領帶顯然是日常穿戴的，拿出來送給我和陶玉玲的禮品，是每人一套翠玉雕琢的酒具。
    在柳堡小學，我們接受了綠色校服的小朋友給我們佩戴紅領巾和校徽。小朋友們還手搖小花環，夾道歡迎和歡送，熱情整齊得就像北京人民大會堂廣場上迎接外賓的隊伍，可以看出他們有很好的教養。在“柳堡詩會”，寶應縣和柳堡鄉的詩人們、歌手們輪流朗誦和演唱了動人的詩篇和歌曲。我的妻子余金芬是聲樂表演的忠實聽眾，她—再驚嘆：“不比北京、南京的差嘛!”
    面對新人新事，我不時想起在往昔的戰斗中流盡了熱血的年輕戰友。鮮血滋潤過的種子長成了千萬株新樹，在改革開放的陽光雨露下正年旺一年地開花結果。我被邀請說話，我便讀了一段《九九艷陽天》的歌詞：“九九艷陽天，十八歲的哥哥為什么把軍參？只為了打走日本鬼，只為了工人農民把身翻。如今走上了金光道，讓我們齊心協力登上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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